Category

问教丨高校的“防艾”教育不能只是“打一下卡”表明做过

对学生的“防艾”教育,更重要的是价值观教育,包括对艾滋病的认识、性道德教育、人生观教育、生命教育,这不能只靠学校举行一两次讲座,而需要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形成合力。

作者 | 熊丙奇 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第一种人群前述已有不少例子,在通报中,这类人员的占比也最高。

总体而言,我国社会还存在的“污名化”艾滋病毒携带者的观念,阻碍了对青年学生的性教育从容而大方的进行。一方面,虽然教育部门要求高校重视对学生的性教育和健康教育,但是,高校在具体落实时,还表现得扭扭捏捏,有的学校对学生的性教育,就是大学新生入学时的一次集中讲座,还有的高校就把安装自动售套机、提供艾滋病毒自动检测包,作为性教育的内容。学生难以从学校获得全面、系统、科学的“防艾”教育。另一方面,感染艾滋病毒,还被和道德问题挂钩,这让感染者很难直面感染的事实,不及时进行治疗,有的还自暴自弃,甚至报复社会,恶意传播。

免职的不同原因,反映了对官员进行问责的轻重程度。问责有几种方式,包括组织处理、党纪处分、政务处分等。简单地说,组织处理相对后两者较轻,党纪处分针对党员,政务处分则针对所有履行公职的监察对象。免职,是组织处理的一种,并非处分形式。

从根本上说,对青年学生进行“防艾”教育,是让他们远离高危行为,同时正确看待感染艾滋病毒,摆脱“恐艾”,远离高危行为,这是预防艾滋病,而摆脱“恐艾”,是及时救治。

对于大学生感染艾滋病毒,有一些过激的网友称这是保护艾滋病毒携带者隐私的结果,进而要求公布感染艾滋病毒学生的信息,以此避免再去感染周围的同学,让不知情的同学“中招”。这是对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歧视,正是这种观念,让有高危行为者不敢去检测,即便检测发现感染病毒,也不去治疗。调查显示,还有三成左右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未被发现。消除社会对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歧视,也是“防艾”教育的重要内容。因为只有直面这一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对学生的“防艾”教育,更重要的是价值观教育,包括对艾滋病的认识、性道德教育、人生观教育、生命教育,这不能只靠学校举行一两次讲座,而需要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形成合力。尤其是社会教育,这一块的问题比学校教育更严重,社交媒体的日益发达,让“网恋”更为容易,追求刺激,及时行乐,给艾滋病毒的传播,提供了温床。

直接相关方、武汉女子监狱原党委书记、监狱长周裕坤在原先已被免职的情况下,被立案审查调查,副监狱长郭秋文及刑罚执行科科长汤早容也被免职并立案审查调查。另外,武汉市东西湖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尹志强被免职并立案审查调查。

除了党员的问责方式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暂行规定》还规定了对所有违法的监察对象的处分形式,即政务处分,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

1980年9月28日,《陕西省县社两级选举实施细则》经陕西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这是陕西省制定的第一件地方性法规,陕西省地方立法由此开启。此后,陕西省地方立法经过了起步探索、快速发展、提高完善到开启新征程四个阶段的发展。

3月2日,一则“疫情问责”新闻引发热议——因“武汉女子监狱刑满释放的新冠肺炎确诊人员离汉抵京”事件,引发了湖北省司法系统的“地震”。

2020年1月30日,湖北省纪委发出通知,提出了六个字,“从重从快查处”。通知中,省纪委明确了五种需从重从快查处的情形:“一是对于瞒报、谎报确诊、死亡、疑似病例的,坚决予以撤职乃至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二是对于擅离职守、临阵脱逃的,坚决予以撤职乃至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三是对于不担当、不落实、虚作为、假作为而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不良社会影响的,坚决予以降职或者撤职乃至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四是对于贪污侵占、截留挪用防控专项资金及防护物资的,坚决予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职务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五是对于制造、散布、传播谣言等严重违反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坚决予以撤职乃至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梳理,在各地被通报的典型案例中,凡涉及防控中的职务行为,几类人群最为常见。第一种是基层干部,包括村支书、居委会主任、街道办主任等;第二种是医院这类疫情最直接相关单位的相关人员;第三种则是应负领导责任的一批官员。

根据各地公开的数据,问责中处分所占比例有所不同。湖北省处分比例较高的城市是咸宁、潜江。咸宁市截至2月23日问责399人,其中处分135人,占比33.3%。潜江市截至2月28日问责114人,其中处分38人,占比33.3%。湖北省外的已有公开数据则比他们低一些。比如甘肃省,截至2月24日,共处理976人,其中处分170人,占比17.4%。

仅从官方通报来看,唐志红被免职的原因尚不十分清楚。同理,后来被免职的湖北省鄂州市卫健委原主任王时文,官方通报表示,“提名免去王时文同志市卫健委主任职务,原任市公立医院管理中心主任职务因机构更名自行免除。”其被免职的原因同样难以准确判断。

答案是:有,并且很多。比如本文开头所提到的湖北省司法系统官场地震的案例,多人被免职并被立案审查调查。

国内其他省也在疫情中,先后提出了类似的问责要求,比如“从严从重”。这为各地的处理定下了基调。

据报道,全国范围内有多少青年学生感染艾滋病毒,官方并未披露确切数据。不过在地方层面,据湖北日报报道,湖北省疾控中心专家日前介绍,今年前10月湖北省青年学生感染人数共发现149例,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0%。另据华商报报道,陕西省疾控中心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省每年新报告学生感染数在100例以上,平均每20名艾滋病患者中就有1名是学生。这表明,加强对青年学生的性教育,尤其是大学生“防艾”教育,十分迫切。(界面新闻12月1日)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需免去现职的情形有八类:达到任职年龄界限或者退休年龄界限的;受到责任追究应当免职的;不适宜担任现职应当免职的;因违纪违法应当免职的;辞职或者调出的;非组织选派,个人申请离职学习期限超过一年的;因健康原因,无法正常履行工作职责一年以上的;因工作需要或者其他原因应当免去现职的。

之前大家熟知的一个免职、引咎辞职的官员是SARS期间的北京市长孟学农,当时上任三个月的他,被免去党内职务,并引咎辞职市长职务。起复后,2008年他又因山西溃坝事件再次被免去党内职务,并引咎辞职山西省长一职。

河南省也公布过“双开”典型。郑州市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经济发展局统计处副处长李强疫情防控期间聚众饮酒、酒后驾车,返回居住小区时,拒绝配合疫情防控人员检查,并与三名亲属一同殴打该工作人员。其被双开,并和参与殴打的其他三人由公安机关依法拘留。

根据相关条例,问责有一定的影响期。受到诫勉的领导干部,六个月内不得提拔或者重用;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和因问责被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安排领导职务,两年内不得升职;因不适宜担任现职调离岗位、免职的,一年内不得提拔。

这种情况也多见于湖北省外,不过在官方通报中,或许因为情节有所区别,处分也比湖北省的略轻一些。比如天津一所小学副校长隐瞒不报儿子自武汉返回的情况,被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宁夏石嘴山市一街道党支部副书记的女儿从武汉返回家中,未如实报告,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在各省通报中较为常见的典型案例,是临阵脱逃。比如湖北省襄阳市经济责任审计局审计科一级科员周骏,在接到单位“每天要向单位和社区报到”通知要求后,拒不执行。而在社区安排其第二天与社区干部一起到某小区送物品后,他得知该小区有新冠肺炎疑似病例,担心自身被病毒感染,心生畏怯,拒不执行这一任务,也不参与社区防控工作。另外,他还从家属院搬离,在酒店居住,不曾汇报去向,也多日不汇报身体状况。最终,被开除党籍,并由一级科员降为二级科员。

我国高校对给学生进行防艾教育的态度,也是颇为暧昧的。虽然各地疾控中心会公布本地感染艾滋病毒学生的总体情况,但是,高校是把这作为“家丑”的,既然是“家丑”,有的高校想到的就会是“遮掩”、“淡化”,装着本校没有学生感染一样。在进行“防艾”教育时,有的高校也担心,“太重视”是不是会被舆论认为本校学生这方面的问题比较严重,以及对学生进行性教育,会助长学生的性行为。比如,根据疾控中心公布的青年学生感染艾滋病毒情况,约九成是男男性行为传播,对此,“防艾”教育,就必须提到同性恋,如果对同性恋采取回避态度,那教育也就流于形式,浮于表面。

值得注意的是,除非另有党纪政务处分,免职的官员一般会保留原先的职级待遇。比如孟学农,北京市长、山西省长都是正部级,此后他担任的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仍为正部级。

免职是什么样的问责手段?在此次疫情中,官员如何被问责?这是除了疫情本身、防控措施之外,公众最为关切的问题。

一位其他省份的基层监察委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免职用于有过错行为的公职人员,其中一种可能是,其行为的性质还有待进一步查清核实,只是当时已不适于继续任职而先行免职。

相比组织处理,五种党纪处分的性质更严厉,影响期也相对更长。如果被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不允许升职的时间,分别是一年、一年半以及两年。若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党内职务自然撤销。在恢复党员权利后的两年内,不允许恢复原职级或升职。最严重的党纪处分是开除党籍。

因此,以上几份免职通报还有待进一步观察。那么,在疫情中,湖北省是否有做出问责性质的免职决定?

发于2020.3.9总第938期《中国新闻周刊》

同时,湖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立山在黄冈检查督导疫情防控工作时提出了五个“最严”:最严措施、最严作风、最严管理、最严监督、最严问责。

陕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何少林表示,地方省人大常委会设立40年来,立法工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实践特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的形成和完善、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完)

免职一词,在此次疫情时期频繁出现,每一次都引起强烈关注。最先引起注意的被免职官员是黄冈市卫健委原主任唐志红。1月底,在面对中央指导组派出赶赴黄冈的督查组时,她“一问三不知”,随即在1月30日被免职。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辽宁,但处理稍轻微一些。沈阳市铁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笃工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蒋天,在负责人多次电话、微信通知其上班的情况下,不接电话、不回微信,虚开病情诊断书,拒不上班。受留党察看一年、政务撤职处分,由二级主任科员降为三级主任科员。

问责中最严重的,是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也就是大家所知的“双开”。在湖北省已通报的问责中,一个典型“双开”案例在咸宁。咸宁市代管的赤壁市医疗保障局干部、驻赵李桥镇伴旗山村第一书记罗玉钦,与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雷陆平去村民家中聚餐,之后与该村党支部副书记、预备党员以及部分村民聚众赌博。此外还涉及擅自脱岗、擅离职守,违规驾驶工作车辆载非工作人员或携带亲属乘坐工作车辆出城,导致人员非正常流动等问题。罗玉钦被双开,雷陆平被开除党籍,并被罢免村委会主任职务。

实际上,此次疫情中湖北省还有更高级别的被免职官员,包括湖北省卫健委原党组书记张晋和原主任刘英姿。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近年来,中国青年学生感染病例的上升使得高校艾滋病防控日益受到外界关注,教育部启动的94所高校防控试点已实施三年,如何更好提高青年学生自我保护意识和预防能力,仍然是亟需面对的难题。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纪检监察机关经过初步核实,对党员、干部以及监察对象涉嫌违纪或者职务违法、职务犯罪,需要追究纪律或者法律责任的,应当立案审查调查。”

也就是说,要立案进行审查调查的,都是明确已掌握部分违纪或者职务违法、职务犯罪事实和证据的。而这种情形下所做的免职决定,也必然带有问责性质。

对市县区负责人的处理,在湖北省外的通报中,最著名的恐怕是大理市。因扣押防疫口罩,大理市委书记被免职,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理市长与一名副市长被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

第二种在湖北省内外的通报中也不少见。比如四川省西南石油大学南充校区医院副院长在明知自己的两名亲戚已经出现发热症状和肺炎影像学特征,未报疾控中心,先后将两人收进校区医院治疗。后来,其中一人被确诊为新冠肺炎。而该院院长也不听取其他医护人员意见,违规同意收治,且未及时报告情况,引发可能传播疫情的重大风险,致使多名医护人员被隔离观察。之后,副院长被免职,解除聘用关系;院长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被免职。

也就是说,上述各个尚未明确原因的免职通报,如果是认定其不适宜或者被问责,至少一年内不得提拔,甚至两年。

今年,是陕西省人大常委会设立40周年。截至11月底,陕西全省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共有307件,其中省级地方性法规195件,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112件。省级地方性法规中,属于实施性立法42件,属于创制和补充性立法153件。按类别划分,社会类68件、经济类53件、环境资源保护和城乡建设方面57件、人大制度类17件。

黄冈方面对唐志红免职的通报称,“黄冈市委研究同意,提名免去唐志红同志黄冈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职务,其免职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

还有一类较多见的典型案例是不落实、虚作为、假作为。比如湖北省黄石市枫林镇水源村有一批武汉返乡人员被留院观察,其中有人后来被确诊,但在此期间,124名返乡人员连续三天上报的体温信息无任何变化,后来确诊的患者体温上报信息也始终正常。经查,是村委会副主任胡庆良未如实填写。他被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并罢免了水源村委会副主任职务。

在湖北方面,对省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谭先振予以立案审查调查,省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郝爱民,省监狱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胡承浩,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张新华及刑罚执行处处长李欣均被予以免职以及立案审查调查。

另一种在通报中较多见的典型案例是瞒报。比如咸宁市通城县实验小学副校长张新甫与妻子从武汉返回,1月22日一同为父亲违规操办十余桌寿宴,宴请超百人,并收受了2000元礼金。之后陪妻子在医院诊疗,隐瞒武汉接触史,妻子确诊后,医院20名医护人员及多名干部群众被隔离观察。在审查期间,张新甫也拒不配合。之后,被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并与妻子就涉嫌违法问题被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进行处理。

其他省也曾在疫情期间处理过类似的情形,干部在防控期间擅离职守、聚众赌博,或许因为案件细节上的差别,干部并未被双开。比如天津市武清区前沙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被撤销党内职务,并被责令辞去村委会主任职务。

而第三种常见人群,是应负领导责任的官员,又可以细分为卫健系统相关负责人,以及市县区或其他单位的相关负责人。

疫情中,不止一地的卫健系统受到过问责。引发热议的“武汉女子监狱刑满释放的新冠肺炎确诊人员离汉抵京”事件,在北京市公布的问责处理中,决定对北京市疾控中心办公室主任于建平进行诫勉,给予北京市疾控中心办公室副主任钱海坤警告处分。而早在1月底,邻近的河北省也曾通报,邯郸市疾控中心主任董伯森因履职不力受到停职处理。

毛昭晖指出,从严从重,是指对一些特殊的事态,如果其社会危害大、影响力大,以上限为查处标准。

今年10月,国家卫健委、教育部等十部门发布《遏制艾滋病传播实施方案(2019—2022年)》,将“学生预防艾滋病教育工程”列入其中,规定普通高等学校、职业院校在新生入学体检中发放预防艾滋病教育处方,每学年开设不少于1课时的艾滋病防控专题教育讲座。这主要是对学生进行知识层面的教育,而就是知识层面的教育,有的学校也只是走走过场,“打一下卡”表明做过这方面的教育而已。

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湖北一些官员的免职和一般意义上的免职是不同的。“这一次的免职,紧接着配套会有问责。但是目前来看,(可能会是)这次事态平息以后,再追加问责。”原因有二,一是如果马上问责,可能事实不太清楚;二是会影响注意力,当前要把注意力全部放在防范疫情上。

另一个广为人知也清晰明了的免职问责是针对湖北省红十字会的问责。根据湖北省纪委监委网站的消息,“经调查,省红十字会有关领导和干部在疫情防控期间接收和分配捐赠款物工作中存在不担当不作为、违反‘三重一大’规定、信息公开错误等失职失责问题……决定免去张钦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会长职务,并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免职原因很显然,官员违纪违法,免职之外,被给予党纪、政务的双重处分。